如今，生活在一片恬淡悠远当中的努涅斯早已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就连企业事务也完全交由儿子打理，但年迈的努涅斯却始终为一个人所表现出的义气而感动不已，他就是荷兰人范加尔。
范加尔曾两度执掌巴萨帅印，但与努涅斯有关的只是第一阶段。1997年至2000年间，荷兰教头率领球队两夺西甲冠军，并捧起过一次国王杯。2002年，在时任主席加斯帕特的邀请下，范加尔重回巴萨，但坚持了不到一赛季便因成绩不佳而被炒鱿鱼。
在许多加泰罗尼亚人眼中，范加尔是十恶不赦的。他极度自信、极度严酷、极度冷漠。有人甚至为他扣上了“独裁者”的帽子。要知道，加泰罗尼亚人历史上饱受佛朗哥将军的独裁统治之苦，“独裁者”这个词说明了他们对范加尔是多么地恨之入骨。
但实际上，范加尔很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本人“不仅不独裁，反而很民主，只是由于很多时候因为太过叛逆而树敌太多罢了”。
范加尔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天主教家庭，他自己也毫不掩饰地坦承父母的教育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最深刻、最重要的影响。诚实、直接、勇敢，是他们教给范加尔最基本的生活理念和做人原则。
可惜，这个世界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诚实、不是随时都能认可直接、更不是总是期待勇敢。首次加盟巴塞罗那，范加尔那种太过直接的“我就是世界最好”的神态和心态，引起了不少加泰罗尼亚人的反感；而勇敢承认不知道“普约尔（Pujol，近代加泰罗尼亚最著名和最杰出的政治家）究竟何许人也“的做法，更是被这里的人视为“对加泰罗尼亚有失尊重”。从此，媒体就一直在和范加尔过不去，而最反感哗众取宠的荷兰人也一次次诚实地表达了对媒体的厌恶。
一个被曲解的范加尔由此诞生。但是，就当人们谈论着他种种的专断和无情时，却很少有人知道，来到巴萨的第一天，当得知俱乐部清洁工的薪金过低时，范加尔曾立刻说服主席努涅斯为他们加薪；同样很少有人知道，有一次当看到球员们穿着湿漉漉的鞋准备从刚刚擦干净的地板上走过时，范加尔曾要求他们必须等鞋晾干后再走；更少有人知道，一次在巴萨夺得联赛冠军后，在酒店设宴感谢全体队员和教练组成员的范加尔还请来了三位在更衣室工作的后勤人员。
只有知道了这些，人们才能明白荷兰人为何在2000年辞职后会与俱乐部勤杂工们一一道别，并潸然泪下；也才能了解一个更真实的范加尔。这位儿时在家里负责捡土豆、但却一直认为“自己的领袖气质与生俱来”的荷兰人，乍一接触也许确实不让人感到那么地舒服，但正如好友所说，“只有越接近范加尔，才能越知晓他的和蔼；而越远离范加尔，也就越觉得他讨厌。”
遗憾的是，尽管率领巴萨拿回了奖杯，但不少加泰罗尼亚人却都与范加尔离得很远。媒体说他“打法太过冒险”，并指责他“任人唯亲地带来了大批荷兰球员”。在误读和曲解中，个性鲜明的荷兰人坚持了反叛与斗争到底。
其实，只要有一次主动修好的表示，范加尔就可以化解很多这种荒唐的敌意。但他却没有这么做，无论是首度调教巴萨，还是后来“二进宫”，他都选择了抵抗，因为他受到的教育和荷兰民族的特性告诉他，面对不实的指责和无理的欺压，要用反抗来回击。
现在，范加尔安静地执教荷兰的阿尔克马尔队。55岁的他想再干上一段时间后就退休，“我欠特鲁斯的太多了。”特鲁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首任费尔南达30岁时因为癌症去世。说这话时，范加尔很平静，仿佛在巴萨的过去不曾存在。他的好友说，克鲁伊夫是个政客，而范加尔是个纯粹的人。前者可以为自己的儿子取一个地道的加泰罗尼亚语名字约尔迪，而范加尔绝对不会这么做，他肯定会为儿子选择荷兰味十足的“扬”。对于这种说法，范加尔笑过之后不置可否。
向来仇视压迫并英勇反抗的加泰罗尼亚人，可以接受一个扬起脸审视一切的桀骜的克鲁伊夫，却无法理解一个从性格本质上说和他们一样不甘逆来顺受，勇于选择叛逆的范加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座向来以包容性而闻名的城市和俱乐部，确实亏欠了范加尔很多。
